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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数据显示，全国0至3岁婴幼儿数量约为4200万，其中三分之一的婴幼儿家庭有较强的托育服务需求，但目前实际入托比[1]仅约5.5%。
2019年被称为托育元年。在这一年，我国正式启动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系统的建设，鼓励普惠托育服务的发展。2023年，“家庭托育点”的合法化也让这一托育方式走出“灰色地带”，为许多家庭提供了新的选择。
但在看似向好的环境下，我国托育服务行业的发展与民众对高质量托育服务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托育机构约7.5万家，提供托位约350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仅有约2.5个，供给和需求之间仍有鸿沟。
相较于孩子出生时短暂的艰辛， 新生命诞生后的养育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年轻的家庭而言，想要找到经济且可靠的方式托举沉重的育儿负担，仍然困难重重。
在托育过程中，许多新手父母面临着平衡职场追求与养育子女的困境。为了照顾孩子，家庭中必须有一个人放弃工作或转向边缘性岗位、选择兼职或者线上办公，未来的升迁机会也因此变得渺茫；“母职困境”一直以来都是许多女性的隐痛。另一些力不从心的双职工家庭则选择将照料孩子的任务交给长辈、育儿嫂或外部机构，希望压力得到减轻。
生育支持牵涉多方主体。政府、企业、社会、家庭在托育活动中分别面临着哪些难言之隐，婴幼儿无人照料、无人托付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由于0-1岁婴幼儿照护的特殊性以及我国长期的居家照护习惯，家庭内部照护成为了大多数家庭最主要的托育选择。
孩子出生之后，家长最深刻的感觉就是“时间不够用了”。
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孩子，家住内蒙古的王姐把经营的服装店交给弟妹，自己成为了一名全职妈妈。
清晨七点半把孩子哄醒后，王姐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生活——七点四十急匆匆地准备早饭，紧接着八九点带孩子出门玩耍；中午十二点和孩子一起回家后，她继续忙着准备午饭，并在孩子吃完饭后哄他午休；趁着孩子的午休时间，王姐开始“打扫战场”；等到孩子午休醒来后，她又继续重复上午的安排，任劳任怨，全年无休。
每每想要抽出时间忙些自己的事情时，王姐总是累到“有心无力”。
在孩子没有断奶时，每天夜里频繁的哺乳让王姐彻夜难眠。她每晚都只能睁着眼睛，等待天明；到了白天，如影随形的焦虑也常常让她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
但在情绪过去后，王姐只是感叹“可能大部分普通家庭都像我们一样，总得有一个人牺牲多一些。”
浙江宝妈“小金鱼麻麻”在选择成为一名全职妈妈后，也深陷焦虑之中。
在她看来，社会对全职妈妈的“三年空窗期”缺乏认可，这使她无法回到曾经从事的互联网行业。每当她重振旗鼓，希望重新开始一些与专业相关的自媒体工作时，却总是被照护孩子占去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与她们二人的选择不同，新手妈妈小宋在孩子出生后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工作。经过一家人的商量，她们决定由爸爸暂时放弃三年工作，全职陪伴孩子直到幼儿园入园。
尽管作出了取舍，生育仍然让小宋的职业发展遭受沉重打击。她不仅失去了原本期待的升职机会，还被迫调出重要部门。
在《中国0-3岁托育服务需求与政策体系研究》一书中提到，我国对于幼儿年龄自7个月（女性产假结束）起至3岁甚至接近4岁的近2.5-3.5年时间内，如何实现托育照料存在制度缺失。这样的缺失可能会导致家庭成员在近3年的时间内与劳动力市场脱节，难以适应新的岗位需求，进而难以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
有研究指出，在中国当下的职场生态和市场环境下，让父亲休育儿假或者护理假，有助于实现生育支持。在对我国部分省市产假与陪产假天数进行梳理后发现，大部分省市的产假天数在168天上下，而陪产假天数则只在15-30天徘徊。
年轻的父母们难以在有限的时间里兼顾事业发展与托育重担。权衡之下，一人赚钱养家、一人全职带娃成为很多家庭的无奈之举。不过，还有一些家庭选择向外寻觅援手。
在艾媒咨询2022年的一项调研中，17.7%的中国婴幼儿家庭将育儿嫂作为主要的照护方式。但与此同时，育儿嫂中介平台良莠不齐、服务价格高昂、部分育儿嫂素质堪忧等问题长期存在，使得一些有托育需求的家庭深受困扰。
谈到理想育儿嫂特质时，最常被提及的品质是“专业”、“态度好”和“稳定”。除此之外，“有边界感”、“健康”和“低薪”的育儿嫂特质也受到家长的青睐。
理想与现实往往是割裂的，寻找合适育儿嫂的过程总是耗时耗力。
由于缺少经验，新手妈妈阿瑞在第一次找育儿嫂时，不得不依赖中介。本以为借助中介的筛选可以使过程更加顺利，但中介直接“甩”给她十几份资料。“中介不负责，我也没经验，纠结半天，花了很多时间去沟通，最后也没选到满意的育儿嫂。”
同时养育两个孩子的Monica结合网上资料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出了一套专属于自家的育儿嫂面试方法。她往往先看年龄和体力，再通过普通养育行为题和场景设置题两类问题来考察育儿嫂的经验，以及育儿嫂与家庭的契合度。
在北京工作的刘先生也会和爱人一起反复面试育儿嫂。因为害怕网上虐待孩子的事件在自己家里重演，所以在他们一家人眼里“阿姨心地善良、有责任心比什么都重要。”
不仅如此，我们在爬取小红书、微博、宝宝树平台上的与“育儿嫂市场”、“育儿嫂中介平台”、“育儿嫂”相关的500条帖子后发现，育儿嫂托育模式还存在很多潜在问题。
向外寻找育儿的“喘息口”并不容易。“市面上的育儿嫂服务鱼龙混杂，质量好坏一时无法判断”，这正是“ 阿静和Domi ”一家人不选择育儿嫂的重要原因，也是许多其他家庭共同的忧虑所在。
政府直接提供的托育服务以公办幼儿园托班为主。在爬取“上哪学”网站幼儿园库中2379条学校数据并经过筛选后，共得到1658条公办幼儿园信息（包括幼儿园的总部和分园）。目前，上海全市开设了托班的幼儿园占全部幼儿园的60%。（详情见视频）
除公办机构外，上海正不断推进建设社区托育点——“宝宝屋”临时托服务。宝宝屋的名字取自“抱抱我”，旨在为社区里有临时托育需求的家庭托底，每年为每位孩子免费提供12次服务。
据静安区大宁国际宝宝屋负责人孙秋老师介绍，宝宝屋现场的人员配备是根据前一天的预约人数进行的，所有的员工都持有教师资格证、保育员证、育婴证或保健证。
通过统计上哪学网站上公办学校的信息以及上海各街道官宣宝宝屋的新闻稿，下述视频结合数据可视化和实地考察，呈现了上海现阶段0-3岁公办托育机构的分布地图，并展示了静安区3家特色宝宝屋的现场情况2:44
宝宝屋的建设为家庭提供了便利，但是一年12次的免费托育额度无法满足家庭长期的托育需求。公办幼儿园托班价格适中且更为正规，但其仅在指定时间招生，插班困难。相较之下，机构托育成为了父母另一个可选方案。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洪秀敏等以6省份19363个婴幼儿家庭为调查对象，发现当前家庭选择机构托育时，仍以私立非普惠机构为主，选择比例高达60.76%。
在“上海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管理平台”提供的数据中，上海市营利性托育机构数量最多，价格集中在6001-9000元之间；非营利性托育机构数量较少，价格集中在0-3000元；而免费福利托育点仅有一处。
不同机构对供餐和托育时长的服务设置存在较大不同。据统计，上海市88家营利性托育机构能够自行加工膳食，33家非营利性托育机构不自行加工膳食，但提供供餐服务。大部分托育机构提供全日制、半日制、计时制三种托育服务，39家营利性托育机构和18家非营利性托育机构仅提供全日制服务。
为了保证孩子可以得到妥善的照料，家长在选择托育机构时大多经过仔细权衡，从基础的地理位置到机构的既往评价，每一个细节都被认真考虑。
上海宝妈爆爆认为，一个合格的托育机构“首先一定要保障孩子的安全”。同时，她也会关注机构老师配比，课程设置，以及给孩子配备的午餐、点心是否做到营养均衡。
家住北京的关女士在给家里15个月大的孩子选择托育机构时，更希望机构能创造舒适健康的成长环境，“在实地考察之前，我更多考虑了离家远近、课程安排之类的客观因素，但实地走访了之后，我发现所有条件落实在孩子身上才是最重要的。”
在众多筛选条件中，关女士更希望机构里的主教老师能和她有一致的育儿理念，并提供相对稳定且友善的社群环境。
选定托班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将孩子送去托班后家长仍会有许多担忧。在爬取了小红书关键词“托班 担忧”所得的前1000条内容后发现，“孩子频繁生病”、“老师素质不达标”、“托班环境差”等问题频繁被提及。并且“托班秩序差”、“卫生不达标”、“监控不及时”等问题也让不少家长感到焦虑。
按《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规定，合格的托育机构在场地资质、班级设置、人员配备、户外运动及安保系统等方面都有明确要求。
但社会上有关备案资质、老师虐童、食品安全和卫生健康的托班违法案件层出不穷，家长与托育机构之间也往往难以建立信任。
从生命诞生的一刻起，父母就倾注了无限的呵护与期待。孩子呱呱落地，每个家庭都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照护条件。
细择现有的四条托育路径，理想中的“完美答卷”仍未出现。
2023年3月15日，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发布的《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办法》)中强调了“家庭托育点”这一概念，指“利用住宅，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托育服务的场所，且收托人数不应超过5人”。
在价格高昂的外部托育与分身乏术的家庭内部照护之间，“家庭托育点”的出现或成为新的缓冲之地。早在《办法》出台前，家庭托育点就已在许多小区扎根生长。但不合法、老师资质不足、安全性低等问题常常让家长望而却步。此次《办法》的出台，无疑是家庭托育点走出“灰色地带”的第一步。
小Yo在2022年初就萌生了在小区内开办家庭式托育点的创业想法。在她眼里，家庭托育点这样的托育形式能为临近小区的双职工爸妈提供安心放娃的场所，让更多小朋友们在人生第一阶段打好基础，顺利过渡学校生活。
在创业第一年，小Yo坦言“经营地非常艰难”，来自家长的不信赖是她招生最大的阻碍。而在《办法》出台后，小Yo顺利在当地政府服务平台办理了营业执照。“有了政策保障，家长对我们的信任也会多一些，今年经营情况还不错，现在有5个小朋友在我们这边，我也有计划开办第二个家庭托育点。”
作为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家庭托育点为增加大众对托育行业的认知、帮助托育行业破解困局提供了可能方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茅倬彦表示，“从儿童成长发展规律来看，家庭托育点是对当前托育服务的一种有益补充，它具有离家近、与儿童居家成长环境一致、小巧灵活等特点，满足了不同家庭的多元托管需要。”
家住福建的小林在《办法》出台后不久也萌生了创办家庭托育点的想法。由于家对面刚好是一家幼儿园，育儿氛围好，家长接送方便，于是她紧锣密鼓地筹划起来。通过“闲鱼”软件发布托管信息，为家里布置餐具和书本类设施。而学前教育专业、宝妈身份、擅长做美食和手工也成为了小林创业的加分项。尽管她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但目前招生仍存在困难。
在现今阶段，托育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改进方向，让其真正“落地生根”，与其他相关政策配套衔接，为其茁壮成长提供“制度营养”。
生育带来的不仅是一个国家人口的增与减，更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圆满或困顿。职场与家庭，父母与孩子，本不应是顾此失彼的关系。而成熟的托育体系就是让天平平衡的砝码，体现着对生命全周期的尊重和关怀，承载着家庭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幼有善育，道阻且长。但我们相信，最柔软的群体值得最坚实的摇篮。
注释：[1]指送入托儿所委托育养的幼儿人口占幼儿总人口的比例
参考文献：
[1]洪秀敏 & 朱文婷.(2022).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及其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1),136-148.
[2]杨菊华.(2019).生育支持与生育支持政策:基本意涵与未来取向. 山东社会科学(10),98-107.
[3]程杰，曲玥，李冰冰.(2021).中国0-3岁托育服务需求与政策体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艾媒咨询｜2022-2023年中外婴幼儿托育市场运行数据及趋势报告
